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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春秋】西施归范:美好的归宿(散文)

来源:包头文学网 日期:2019-12-16 分类:QQ签名

南水北调工程首部的淅川县城入口处,有座形似牛尾巴的山峰拱卫着县城,此山也因此而得名,很世俗却很形象。前些年,整座山辟成了一座供居民休憩游乐的公园,叫范蠡公园,山上巨塑高耸的范蠡和西施默默地相守着,历史和现实由一座山连接着,引人入胜的浪漫爱情和游人的羡慕心意融汇成公园的旋律。

史载,范蠡为春秋晚期楚国治下的宛(今南阳市)三户人,淅川就是因有一村名三户而毫不犹豫地抢建了范蠡公园,使得宛人空守着2007年出土的清乾隆二十七年所立“古范蠡乡”石碑而奈何连连。名人故里之争亦如古之吴越土地之争、后世西施归宿之争,没有丝毫退让的余地,也要抢占先机,创造优势。

作为常人而非历史学人、政治党人,对2400多年前吴越之争的关注,远不如对范蠡、西施身世那样的兴趣。吴越之争突显了政治的谋略和诡异,散发着浓浓的血腥。范蠡、西施的身世显现了人生的智慧和历史的人文,荡漾着绮丽的人性美好,才会被人长久地惦念,以致对西施归宿的关注超过了对商圣范蠡的敬仰。西施沉水被杀、归随范蠡、回归故乡不慎落水而亡,三种截然不同结局的纷争,显示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取向。

西施的故事并不见于公认的史书,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有范蠡精细的描述,但却没有西施的记载,有的人据此而否定她的存在。是沉寂了2500多年、近年来才逐渐升温的范蠡的近邻鲁阳(今鲁山县)人墨子,首先点出了西施的沉水被杀,那是墨老人家阐述世间极致的因果辩证关系时的精辟论述:“比干之殪,其抗也;孟贲之杀,其勇也;西施之沉,其美也;吴起之裂,其功也。”比干的死是因为他的抗直,孟贲的死是因为他的勇武,西施的死是因为她的美丽,吴起的死是因为他的功业。比干是丧失殷商的纣王的叔叔,因冒死批评纣王的荒淫无道而被刨腹挖心,豫北淇县有比干庙,祠庙周围的空心草至今犹在证实着比干的忠心与抗直。孟贲又名孟说,是秦武王的大力士,水行不避蛟龙,陆行不避虎犀,力分斗牛,声响震天,有力好斗,是深受秦武王喜爱的举鼎勇士。秦武王年轻英武,喜欢举鼎,在东都洛阳见到世之瑰宝九龙神鼎,便邀孟贲比试举鼎,以此来降服列国,震慑周廷。不料神鼎太重,武王力不能支,双目出血,力尽鼎落,砸断髌骨,不治身亡。孟贲因此获罪,被诛杀九族,故说因勇而死。

孟贲是齐国人,世传山东出大汉出好汉,人们不难想象孟贲高大威猛之姿。吴起者,卫人也,卫国在今淇县、濮阳一带,被商纣王挖心的比干的豫北老乡。吴起的功业实在太牛了,作为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,与孙子齐名,后世论兵,莫不称孙吴,《史记》就把二人同列一传;作为政治家、改革家,与商鞅齐名;一生在鲁、魏、楚出将入相,为鲁将军时,大破来犯的齐军;为魏将军时,大败秦军,连拔五城;为楚相国时,力主改革,富国强兵,“南平百越,北并陈蔡,却三晋,西伐秦”,令诸侯国惧怕,却因变法侵害了贵族利益而被害。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说吴起“以刻暴少恩亡其躯”,注重其品性,而作为思想家的墨子则是注重功业和其功业的历史地位。以上三位,可谓忠、勇、功三者的极致,而墨老人家把西施的美丽与此并列而论,可见其分量之重。墨子的生年紧接吴越之争的结尾,大地还飘荡着战争的硝烟和血腥,墨子之说,即证实了西施的真实,也肯定了她的价值。沉水而死,成为西施归宿之一的起源。

世人继续关注着西施。

西施虽散见于历史典籍,但只是作为美人现身的。东汉时期的《越绝书》勾画出西施事吴的轮廓,《吴越春秋》继而演绎出完整的故事,但二书对西施的归宿却截然不同,前者曰“西施亡吴后复归范蠡,同泛五湖而去”;后者云“吴国亡,西子被杀”。《越绝书》“复归”一词,即揭示了范蠡西施原来的爱情关系,更明确了西施的去向。《吴越春秋》既言之凿凿西子被杀,“逸篇”中却有“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,令随鸱夷以终”的另说,导致了后世的不同解读。在这些解读中,“浮”成了“沈”即沉的同义词,还肯定地说“浮”就是“沉”,以此来看,孔子“浮桴于海”那便是乘桴自杀了。本来,范蠡脱离越国后改了个奇怪的名字叫鸱夷子皮,肯定和西施原名施夷光有直接关系,鸱夷子或鸱夷即成为范蠡的别称。“令随鸱夷以终”不就是西施随浮“同泛五湖而去”吗?按说不该有什么异议,解读者却牵带出伍子胥是被皮囊裹着沉水,西施“令随鸱夷以终”便成了越国为给伍子胥报仇,也把西施用皮囊裹着沉水了。伍子胥一直是极力阻碍吴王夫差放越一马的,越国除之唯恐不及;而西施屈身事吴、有功于越,越国怎会敌我不分,如此匪夷所思以至癫狂昏聩?假如越国为维护自己面子以免被世人耻笑而要杀西施,乱军之中手起刀落一刀了事岂不简单,干嘛还要如此周折?至于那种越王王后吃醋而沉杀西施,更是可嗤之以鼻的低智商的附会和妄想。

其实,沉杀西施的解读中,包含着儒家理论的迂腐空泛和浓浓的道德的血腥。孟老夫子曾曰:“西子蒙不洁,人皆掩鼻而过之。”好像此老夫子亲眼目睹似的。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子,因其美而被迫为国舍身事敌,有大德而无过错,难道还不令人起敬吗?何来不洁?女人侍奉男人就蒙上了不洁?母亲侍奉了父亲,难道儿子见了母亲也要掩鼻?事敌并非情愿,亦不失节,孟老夫子如此之说,轻则有失风范,重则纯属扯蛋。后人以此为圭臬而随意妄测西施归宿,实在迂腐之至。或曰吴王不愿自己喜欢的女子落入别人怀抱,自杀前先杀西施;或曰范蠡不会娶亡国之妃,也必定会杀西施;此说是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到了吴王和范蠡的人格自尊上。试想吴王被围困与姑苏之山,面临灭国之灾,懊悔的是没有听取伍子胥的劝告和阻止,怎么还会关注一个妃子的命运?他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吗?腐儒们直把一代枭雄俗化为一介莽夫。至于范蠡,俗话说不以常理度英雄,更不能以常理来衡量范蠡这样的千古奇人。

且不论《越绝书》之“复归”说,如果范蠡是腐儒们所说的那样,范蠡还会助越灭吴、还会成为商圣吗?儒家的理论和道德,变成了希腊神话中的普罗格拉斯铁床,身材短小的要拉长,身材修长的就要截短,必欲符合铁床规范而罢手。或曰范蠡为防越王重蹈吴王旧辙而杀西施,此说亦为脑残之论。灭掉吴国后范蠡为自保不惜激流勇退,还劝好友文种及早抽身,试问范蠡还会顾虑越国前途,有必要六个指头搔痒吗?

又有以后来流传的《越绝书》没有西施复归范蠡的记载而否定其发生的,持此说者一定是头脑简单,民间所谓指一堆吃一堆者。前世编纂者难道不会因好恶而删削?典籍上没有记载的就不复存在吗?

第三种就是西施回乡后不慎落水说了,颇有当今的小资情调。编撰者应该肯定的是胸有恻隐之心、爱美之情,实在不忍心于西施遭遇不测,于是想,还是家乡好啊,家乡人不会歧视更不会敌视自家儿女的,叶落总要归根,还是归来吧,不幸的西子。但又担心人们追究西子的下落,干脆就让她落水身亡得了。估计编撰者为北方士子,不熟悉南方水乡的风土人情。水乡男女,不习水性者有谁?生于斯长于斯的西施怎会落水而死?再者,西施是绝色女子,不知为多少人所窥测所觊觎,会任凭她来去自由,潇洒回乡?落水之说,直似幼儿园中的童话。

沉水说,落水说,全都忽视了人的因素、谋的功能,这个人便是范蠡和他的谋略。古往今来,士子们感兴趣的是西施范蠡的爱情归宿,史家们兴致勃勃地讲述吴越之争及其谋略,商家的精力集中于商圣的经营之道,近些年吴越的电视剧作演绎的是战争与爱情这样永恒的主题和题材,而范蠡作为战略家、军事家、政治家、思想家的光彩就淹没于战争的硝烟和爱情的旖旎之中了。《史记》载,范蠡事越后,“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”,一是兴越灭吴,一是兴兵北上,成就越国霸业。本来,吴越之争及结局,“吴太伯世家”中已见分晓,在“越王勾践世家”中,主角却是范蠡,尽情地描述着范蠡在兴越灭吴中对时局、战机的准确把握和决策,也是“越王勾践世家”中的精彩。

范蠡的出场不同凡响,是制止勾践先发制人攻打吴国。勾践不听,导致兵败夫椒,残兵败将退守会稽,面临灭国之灾。悔不当初的勾践问计于范蠡,范蠡便策划了屈身事吴以避灭亡、贿赂吴王宠臣宰辅伯嚭争取援手的计谋并如计实施,争取了越国十年教训十年生聚的机会。当吴王杀掉伍子胥自毁长城时,范蠡在此制止了按耐不住的勾践伐吴的冲动,而耐心地等待最佳时机的出现。最佳时机终于出现了,这就是吴王兴兵北上、会盟黄池(今河南封丘)争霸天下、国内空虚时,越国大举伐吴,大败吴兵,捕杀吴国太子,洗劫一空,迫使吴王“厚礼”请求罢兵。越国见好就收,重新等待新的机遇。四五年后,越国再次伐吴,大败吴军,但越国并没有选择立即决战,而是像猫戏老鼠似的耐心地围困吴国达3年之久,耗尽吴国国力军力后一举荡平,吴王无奈自杀,因羞见伍子胥而自蔽其面。

在这场耗时21年的争斗中,范蠡的角色先是谋臣后是军事统帅。如果说策划勾践事吴展现的是范蠡善于谋略,制止勾践伐吴和选择伐吴的时机展现的是范蠡敢于决断,当勾践被吴国放回后,欲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范蠡,范蠡却以兵甲之事文种不及自己,震抚国家、亲附百姓,自己不如文种,而让位文种,自己甘愿赴吴充当人质,则充分展示了范蠡的明智和气概。而当越军把吴王感到姑苏山上,夫差欲求勾践像二十年前对待勾践一样的放他一马,勾践的荣誉感、成就感、报复心理得到了满足,想重蹈夫差覆辙时,范蠡毫不客气地表示反对,并以统帅之责鸣鼓进兵,再次以政治家、军事家的果敢,粉碎了夫差的求生之望,以蔽面自杀宣告了吴国的彻底灭亡。

至于越国北渡淮河,会诸侯于徐州,接着回师淮南,横行于江淮东,称霸天下,已是灭吴后的必然取势了。这既是越国之顶峰,也是范蠡辉煌之结束。上将军的荣誉,勾践以会稽山为奉邑的赏赐,抵不过范蠡对勾践“可与共患难,不可与共乐”的深刻认识,抵不过“大名之下,难以久居”的历史教训,功成名就的上将军,改名鸱夷子皮,携“轻宝珠玉”,带家人“私属”,“乘舟浮海以行”,变成富可敌国的陶朱公了。

应该特别指出,范蠡在吴越之争及成就越国霸业中,一直是统兵将军,故而才有勾践怜悯、赦免夫差时,“乃鼓进兵”之举,才有上将军之封。可以说,局势全在范蠡的掌握之中。不难想象,以范蠡之精明,要保护西施而不受战争的戕害,轻而易举,怎会使有功于国而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西施死于非命?何况又是范蠡先前的爱人?

一个功成名就的上将军,一个傲视天下的谋略家,何以更名改姓为鸱夷子皮这么个怪名字呢?从准确把握时机、随时掌握大局的范蠡角度判断,这应是范蠡要保护自己和西施的一碟谋略小菜,戏谑世人而开的一个玩笑。也许真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西施装入皮囊,顺水漂浮,这样既平复了吴人对西施的仇怨,也斩断了越人---包括勾践对西施的所有念想,让西施从此消失。相信在人们视线模糊的地方,会悄悄地驶出一叶小船,迅速地把皮囊拖到小船上,解开皮囊,改换衣装,把西施送到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安全的地方,悄悄地隐匿,等待范蠡下步安排的实施,然后“从范蠡五湖之游”。这个皮囊,包裹了西施的美貌容光,留给世人遐想的空间;也掩盖了范蠡不世的功业辉煌,让人羡慕也令人敬仰。世人众口一致的说法,也许会见诸当时的记载,墨子老人家也看到了这样的记载,才有了“西子之沉,其美也”的结论,更证实了西施的归宿。而当会稽人袁康勾画、撰写《越绝书》时,他一定了解、考据了所有的蛛丝马迹和见闻传说,才得出了西施“复归范蠡,同泛五湖而去”的结论。这一结论,又可与《吴越春秋.逸篇》的“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,令随鸱夷以归”相印证。作为吴越的重要历史典籍,《越绝书》严谨的记载早已成为后世研究吴越历史的重要依据,我们还能为后世文人的不稽之谈所困惑吗?

后世看待、解读、阐释历史,往往忽略当事人的感受和能动性,很容易陷溺于自以为是的泥潭而不自拔。范蠡“忠以为国,智以保身,商以致富”,司马迁则以史学大家的眼光赞誉“名垂后世”。西施归范,是一种美好的归宿,也是一种必然的真实,是历史烟云中的一抹亮色、血腥中的一缕温馨。就让这一抹亮色一缕温馨滋润、慰藉经磨历劫的民族心灵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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