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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雀巢征文】艰辛的历程,美丽的人生

来源:包头文学网 日期:2019-11-4 分类:传统国学
无破坏:无 阅读:1258发表时间:2015-07-08 13:20:02 摘要:妈妈留给我的最后一面是奇特的,当时我假装离开,躲在墙角观望,看到她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,一会儿望望天花板,一会儿又望望窗外,她是那样气定神怡,视死如归 妈妈去了,留给我的是永久的震撼和悲痛。一个人,甭管活多大岁数,没有了妈妈,都是无法弥补的缺失。妈妈走了,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她,多么需要她,多么想要她好好活着。   有一天,我看见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太太模样酷似我妈,她拎着两个装满东西的大袋子正要出超市的门。我忙上前给她掀帘子,见她上台阶困难,还想搀她一把,老太太毫不领情,闪开了我,那股不要帮忙的倔强劲也像我妈,我笑了,好像真跟妈妈又见了一面似的,流下了幸福的泪。   小的时候,和妈妈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。她长期住厂,我长期住校。她在国营厂里当一把手,“文革”期间,被群众专政,关押在工厂的私牢里。造反派是半夜里到家把她抓走的,当时我不在,事后也没人给我消息。癫痫治愈要多久?那个周末我回到家,见不到人,家里被翻得一片狼藉。传达室李叔叔告诉我,来人的车并没有停在院门口,而是停在胡同中段,我妈是被人揪着头发在地上拖着走的,他清楚地看到我妈身上留有好几个大鞋印。   七个月后,我要离京去兵团,被获准探望妈妈,专政队说只能见一面,说三五句话,外面的事情不许讲。会面的地点在工厂的传达室,我静静地等着,妈妈被几个人押来了。她脸色惨白,很瘦,微微笑了一下,很平静。屋里好几个人看着我们,听我们讲话。我们只能在各自的凳子上不挪窝地坐着,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,就那么互相看着。   “你好吗?”妈妈先开了口。   “好。”我鼻子发酸,“你呢,妈妈?”   “我很好。”妈妈答得很流利,面带着笑。   很好?我狐疑地看着妈妈。   “我要走了,去兵团。”   “什么时候?”   “就这两三天。”我看屋里那几个人没有阻拦这个话题,就话里有话地说兵团在边疆,是半军事化的组织,要政审的,我已经通过了。我想妈妈可以从这一信息里猜到一些什么。   可是妈妈心不在焉,一点也没听懂的样子,我又重复了一遍:“去兵团也得审査,我已经通过了。”   “不能再讲了!”有人止住了我。   屋子里一下子很静,我和妈妈相互传递着微笑,我知道时间不多了,不争气的泪水开始迅速充盈双眼。   妈妈又找了一句什么说的,我也应答了,说的什么没记住,我知道无关紧要,那是妈妈帮我分散情绪,平复心情。   你别说,对话中眼泪真就忍回去了,可到沉默时,它们又来了,我不得不睁大眼睛往上望,虽说没让泪珠滚下来,可也没法让它们收回去了。   “送我回去!”妈妈对看押的人说,没人催促,她却主动结束了会面,也把我的眼泪就武汉癫痫病专业治疗的医院此截住了。   我站起身,想目送她走,妈妈盯着我说:“你先走!”   我前脚走,妈妈后脚就出了门,被人押着去了另一个方向,我再没有回头,任凭泪水恣意地流淌,反正背着身,谁也看不见。   若干年后,提起那次会面,我遗憾地得知我白费心思了,妈妈的确没有听出我的那段话外音。我问那天见到的屋里的几个人是不是经常打她,妈妈说我见到的是厂子里的温和派,对她还不错。   若干年后,有人对我说那次会面他在场,对我印象很深。凳子上的我一点都不老实,重心靠后地坐着,双手垫在腿下,从始至终一直在有节奏地上下悠着腿,一副孩子相。他很纳闷儿经过那样的家庭变故,在那样的高压环境下,我竟然还显得那么天真!我得说,是因为有一个坚强的妈妈,一个心底满是光明的妈妈,让我不知道什么是谷底。也是因为有个爱我的妈妈在一直护佑我,给了我单纯的心。   妈妈受的罪从来不跟我们说。有时,过去跟她一起关押的人来家提起一句半句的,她也不接茬儿,我不敢追问,怕触及到那些揪心的事我会受不了。妈妈被批斗、关押、监督劳动达八年之久,那段日子里,挨打是家常便饭。经常什么原因都没有,就是打手们的即兴作恶。她曾被重击胸部,曾被猛揣后腰,曾被壮汉不停地抽打耳光,直到观众走光了为止;曾被打得栽下楼梯,一阶一阶地滚到底;曾几十天和男同志关在一个屋。还有那回回被熟练的格斗技术擒拿,长时间反扭賂膊锁着脖颈的批斗,一次次病中添伤。   那期间,她极度营养不良,贫血,干着透支的重活,不止一回的摔倒,鼻青脸肿。她鼓励逆境中的其他同志:“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不会太久,要相信党,千万不要跟党有隔阂!你们都年轻,还有很多事等着你们去做。”还对他们说:“我在专政大队挨打,从不告诉孩子,怕影响他们与党的感情。”我曾对妈妈说:都谁欺负了你?告诉我他们的名字!妈妈不说。妈妈说,那是群众运动。   几十年过去了,我不知道被妈妈宽容的人是怎么想的,但我知道妈妈这样做需要相当大的勇气,也就是他们那一代跟共产党走的老战士能这样做。看到世界本来的面目,还能爱这个世界,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。   一个人经常在没有防备的时候被袭击,是非常恐怖的事,足以摧毁人正常的神经。文革中身心的摧残,让我妈跟癌症结了缘,那种随时可能被抓走、被转移、被锁起来、被暴虐折磨的可怕阴影也始终留在了她心底深处。   妈妈是个坚强女性、抗癌明星,可她也有无法承受的脆弱。在她病重的时候常常出现身陷囹圄的幻觉,重演了她内心所不能担负的那一面。即使她不说,我也知道她经受的那一段是多么可怕,不为人知的处境,突如其来的伤害,有谁不恐惧?正因为知道妈妈也怕黑暗,妈妈也怕摧残,才更让我佩服她不怨天尤人独自承受下来的勇气。她本能地遮挡自己所受的伤害,想展现给孩子的全是美好。选择了革命,就是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,我知道妈妈从来没后悔,因为在走上这条道路之前,她已经在黑暗和孤独中待得太久了。   妈妈,生在湖北武昌育婴堂街一个占地八百平米的大宅院里,宅院里住着一大家族人,那是个一度很荣耀的门第。妈妈的哥哥、父亲、祖父、曾祖、太祖走的都是读书做官的路,不过,留给妈妈的却只有筵席散尽的败落和没有人性的封建桎梏。妈妈的童年和少年是压抑的。在她还是婴儿的时候,亲娘就死了。打小她就是后母呼来唤去的使女,不能擅自出门,甚至自家花园都不能去。带弟弟,做家务,在继母身边候守听差,就是她全部的生活内容。继母整天恶言恶语,从不给她好脸儿,婶娘们都戏称妈妈是癫痫病的小发作治疗“糠鸡娃”(意为捡来的孩子)。   宅子里的男孩都能进学堂,族里还请亲戚来家做私塾先生,给子弟开夜课补古文,可女孩子读书无份,她们最好的出路就是等着父母包办嫁个好人家。妈妈的几个姐姐走的都是这条路,她们风风光光嫁出去之后,得到的并不是甘甜。这让妈妈格外地渴求知识,渴求自立。晚上,私塾里的学生在前厅朗读,有个小人儿就在后厅偷学,那就是妈妈。她告诉我,很多篇章能背诵如流了,还大字不识呢!我三舅大妈妈两岁,挺同情她,给她课本,还得空就教她一些,给她留作业,判作业,带了妈妈三年。后来三舅被送往北平念书,妈妈依旧坚持自学,连偷听带比照课本认字,数年后,居然能够看书记账了。   1926年9月,北伐军攻占了汉阳汉口,10月又拿下了武昌。军阀跑了,国民革命政府搬来了,武汉政治空气大变、新思潮、新口号也被族里洋学堂读书的孩子们带进了老宅院,几个挑头的把二十几个堂表兄弟姊妹组织起来,学唱“打倒列强”、操练、办读书会、油印小报。好不热闹!   这些事跟革命毫不沾边,不过是洋学堂里很普通的一景,却让闭塞的妈妈眼前一亮,激动不已。正当她大口地吸着大革命带来的清新空气的时候,白色恐怖来了。   1927年7月,汪精卫叛变了革命,扯下遮羞布的他大开杀戒,急欲在声势上超过蒋介石的“四·一二”。妈妈亲眼看见一车车高喊口号的义士从门前经过,他们是被押赴刑场的,可个个面无惧色。离家不远的电线杆上悬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,听人说,那被害人是学生领袖陈定一。妈妈那年14岁。我问过妈妈,那时害不害怕。她说不怕,也许是觉得我不会信,她答得有些羞涩。她说那些慷慨赴死的人给她的感染太深了,他们是那样有朝气,有骨气,一想起他们,就不由得热血沸腾,满是钦佩。那段时间,在汉口做县长的大哥在家里后院阁楼上藏了一个朋友,妈妈的任务是每天背着家人偷偷给他送饭。每次去,都见那人在默默地写东西,很神秘。妈妈不知道那人的身份,但很仰慕他的学识,那人听说妈妈在自学,向往自由平等,给了她很多鼓励,还送了她一些书。后来军警闻风来家里搜查,扑空了,人已经转移走了。我外公害了怕,军警走了,他又自査,翻到妈妈那儿有进步书籍,都给烧了。多年后,妈妈才知道阁楼上藏过的人是共产党在湖北活动的知名人士钱介磐。   1930年开春,妈妈陪堂妹去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报考,偷偷地给自己也报了名,凭着平日偷学的底子居然考上了。那一年,她已经17岁了。真是难以想象!十七年,一个人在牢笼般的环境里,早就麻木呆傻了吧?妈妈居然还能冲出来!没上过一天小学的她靠自学被职业学校录取,三年后又考上了省立女子师范(著名的“湖北女师”),这真是她人生的一大亮点!   考上学校不容易,坚持学下来更不容易。妈妈考取了,家里还是不让她就读,出嫁了的大姐主动提出负担她的学费,又做父亲工作,父亲才有条件地同意她上学。继母又给增加了一个苛刻要求:在家只能吃饭,不能吃菜!所有的条件妈妈都答应了,她心里想的是:只要能让我上学。   武汉三镇是水陆交通枢纽,水产鲜菜非常便宜,可继母就真做得出来。妈妈放学回来,家里早开过饭了,一点剩菜都没有,妈妈只得长期用开水泡饭就咸菜。每天回到家,继母已经留了很多任务,妈妈为挤作业时间,总是快快地干,除了家务活不能少,晚上还得伺候继母打牌,常常熬到夜里一两点。甭管多晚睡,妈妈都是早上五点起床,一边给家里烧水,一边读书。学校里要求统一穿校服,继母不给做,妈妈就用生母的旧衣服改。本来老大不小的年纪去上学,又穿得不伦不类,是件很尴尬的事,妈妈顾不得,她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求知机会。这种缺少睡眠,缺少蔬菜的日子持续了近两年,继母病故了,妈妈一直伺候到她死,临终前她对妈妈说:“我是对你不好,可我没给你穿过芦花袄,你别记恨,别对你弟弟不好!”   妈妈是大度的,她总是说继母锻炼了她。她和弟弟感情也很好,没有因继母偏爱亲生儿子而产生芥蒂。她和弟弟一路玩大,一同追随时代的浪潮,一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   1935年冬天,妈妈正在准备毕业会考,日本进逼,华北危机,北平爆发了“一二·九”、“一二·一六”学生游行。消息传来,武汉三镇的学生坐不住了,七十多所大中学校相约12月20日至12月23日到汉口的日租界游行四天。12月20日这天清晨,“湖北女师”的爱国学生冲开了学校的大门,她们喊着“收复东北失地!”“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!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“打倒亲日派!”的口号走上街头,妈妈也在其中。当武昌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来到江边的时候,当局已经封江禁渡了,一部分学生到省政府门前请愿静坐,和政府谈判要求解禁,另一部分学生露宿江边,卧断长街,宣称不恢复轮渡,就不恢复交通。僵持中,教育厅督学、各校校长、教师纷纷到学生队伍中做分化瓦解工作,要求他们回家或返校,毕业班学生是个动员重点,他们考试在即,面临毕业分配,得罪了校方没好果子吃。妈妈也是毕业班寒冬腊月睡卧江边的一员,她们一个挨一个地躺在冰凉的地上,胸中满是豪情。大舅那时已弃官教书,是妈妈学校的物理老师,当晚,也受父亲指派来拉妹妹回家。他夹着棉袄在人堆里钻来挤去,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小妹,可妈妈坚决不走,同学们帮着拉偏手,连拥带搡的,大舅跌了个大跟斗,挺狼狈地走了。学生们通宵达旦地唱歌、呼喊口号,震撼了武昌长街,引得居民和商号夜不闭户,不断地送水、送食品,给予声援。当局被迫在次日恢复了轮渡,学生们分批渡江,汇入了万人大游行。武汉三镇的游行规模仅次于北平,居全国声援行列之首。妈妈在学潮中看到了光明,看到了团体的力量。不久,妈妈毕了业,成了小学教员。学有所成,有了职业,对于妈妈这样求学难、起步晚的女子来说,是多么大的成果啊!但妈妈执教不到两年就放弃了。她接到组织通知,去了汤池训练班,自此,把自己交给了革命。   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之后,妈妈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1936年秋,她和我小舅先是为武昌“民先”(抗日民族先锋队)支部与我三舅在法国里昂搞的“民先”海外支部做秘密联络,后又在1936年11月经武昌的“民先”负责人王锡珍发展,双双成为地下“民先”队员。他们家也在1937年初变为“民先”的活动点。全面抗战爆发后,北方战局吃紧,“民先”总部南迁,办事处就设在妈妈他们家(武昌老育婴堂街7号),很多同志在那里住过,在那里开过会,都说那是个好气派,好漂亮的宅子。这宅子最终被日本人所毁。 共 8081 字 2 页 首页12下一页尾页 转到页 订阅(654)收藏(654)-->评论(4)发表评论